陈世骧 | 夏济安中共研究系列论文前言（外一篇）
近代文学研究 第125期
夏济安中共研究系列论文前言（外一篇）
文/陈世骧
陈世骧
《隐喻，神话，仪式与人民公社》前言[i]
我们的中国语言研究计划，持续观察中共政权下快速发展的小说语言现象，并在此前若干系列研究中，举出某些极其重要的细节来阐释这些现象。眼前这本论文，则是尝试以新的方法来践行这一研究宗旨。本文主题在摘要中已加以概述，正如今天的语言学家、某些社会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所认同的，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交流媒介，毋宁说构成了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结构得以散布的世界。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在特定时空下是对“文化的象征性引导”（爱德华·萨丕尔言）。
这篇《隐喻，神话，仪式与人民公社》因此不该仅被视作是对中国国内宣传的研究，或单单是一种对语义学戏仿的风趣阐释，即使只是对政治或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发现两者在文中其实都同时大量存在着。事实上，它也并非单纯是对新术语的编辑整理，以便为学习中文的学生解释最近流行的词汇——即使我们的研究初衷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或是与语言学相关的；自然，许多术语和短语及其特定含义被清晰地加以分析，并在每节开头的“术语摘要”中罗列出来。每一术语以及短语都得自于公开发行的中共出版物，尤其是那些人民公社建立以来问世的。在着意考察这些文本于语言学上呈现出的特性的同时，本文置考察对象于大众心理与行为的视野之下，探究它们在被应用和操作时，往往是如何实现了“顺势疗法或模仿的魔力”这一效果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丰富的民间故事、古代传奇、传统艺术被大加利用，很多当代英雄与事迹的神话也被创造出来。
虽然本文多少带着含蓄的人类学兴趣，但作者夏济安教授和我们同样相信，应该警惕对当下问题的过度理论阐释，以免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中国某些现象的认识复杂化，因此本文极少理论阐释。这篇文章更愿从本质上统筹安排具体实在的细节以及相关支撑材料——正如我们可从他们目前的语言“世界”中所提取出的一切——以便用连贯的三个章节组织起一篇阐释性的论文，从而推动对中国广大人群社会心理和生活情况的认知。
大陆这段时期减少了出版物的发行，对本文有兴趣的读者和我们一样，会对夏教授的非凡本事表示钦佩——在这个条件下仍然搜集了如此之多引人入胜的材料，尤其该佩服他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所表现出的敏锐，以及他最终从中发掘出了诸多意味深远、引人省思的重大意义。
《“下放”运动的术语学研究》前言[ii]
和喧嚣一时的“百花齐放”运动相比，共产主义中国的“下放”运动在国外得到的关注较少。可迄今为止，这一运动事实上对中国人的个人生活与整个社会造成了更加深远、微妙，也许会更为持久的影响。也许，在所有太过简单化的术语中，“百花”运动以其最终结果而论，可被认为是场“反右”运动；而“下放”运动从其初衷看来，可被理解为是“反官僚主义”的。事实则是，运动并非仅仅意在改变政府结构或政治组织。其目标所指，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强制力下，迫使各大社会群体发生互融、把各种不同的文化阶层加以混合，就像对干部队伍的整顿和重新振作一样。
这一运动产生的后果以及隐含的问题，显著表现在运动中所产生与倡导的新语法语义现象中。这类术语学和语义学的研究一直是本计划关注的重点所在。在这篇专论中，夏先生首先细致分析了某种“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中所包含的所有基础性问题，以弄清党和人民之间是如何在真正意义上交流的。然后，在处理这些特定词汇时，他并未急于就字面意思上对其加以定义，而是高明地在它们被运用的社会语境里阐明了其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希望这一语言学研究课题所能呈现出的，不仅仅是语义学上的新现象，还应该囊括对言说习惯、以及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思维习惯的观察，这一观察所涵盖的是新的社会习俗，还包含对旧有民族价值观的重估（有时甚至是对旧价值观的颠倒）。虽然这些术语和习语仍是对现实的概念化，但在它们被采集出来并作为考察现实生活动态的风向标时，我们将其视为实在的根据。因为即使它们是抽象的概念，如夏教授所言，“它们还说明了更大的概念”，后者包含带有强制性的意识形态、以及计划中的社会结构图景。由此再次确证我们的观点，即“每次群众运动的浪潮，在对个体意识造成震动与侵蚀的同时，也会留下一层口头语言的沉淀，”某些我们研究的术语在语义学上对中国语言产生的重要意义，也许会比在中国发生的运动更为持久。
由于课题的复杂性和涉及面太广，夏先生和我探讨后彻底修订了原稿。为保持某种表达风格上的统一性，本文打算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被挪到另一篇文章中。Joyce Kallgren夫人和Hunter Golay先生对手稿进行最终编校并亲见其付梓，本计划要向他们真诚致谢。
《术语学和语义学的症像：撤退中的公社·前言》[iii]
这一研究是通过对迄今中共发布的官方声明、新闻报道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详细深入解读，来弄清中国的公社现状的一种尝试。这一解读包含了对许多早期术语在语义上的变迁、异动、复活的分析，而正如结论所述，一切都倒退回某些旧口号里。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始于1958年，激起某种空想的同时也让它步履蹒跚。在国内宣传中这空想承诺了一个近乎速成的人间天堂，却遭到外国人的嘲笑——尤其是中国那有着较丰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邻国的嘲笑。现在，通过对共产党文献的细致分析，中国公社演变的过程也许可以被置于客观视角之下。
只要共产主义政权得以延续，公社作为一个名字和一个宏大的理想也许仍会保持下去。而很可能更多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其名义上的魅力下得以支撑，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这一研究会显示，作为一种运动的公社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组织方面，都在走着回头路。然而，公社的步步后撤，并不意味着党在放松对生活领域的控制，党也不觉得他们对任何人（因此前的错误，译者注）负有责任。错误可以归咎于基层干部、地方群众或者国际上的敌人，可是党用自己的逻辑来保护自己，永远不会犯错。成千上万的人，经过多年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苦闷后，又要承受公社运动的一波三折，一直到它走回头路。现在人民生活任何的轻微改善，看起来好像只能感谢党的英明领导。而且，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遭受什么苦难，都至少会被视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收获。因而公社的后撤不会导致社会崩溃或者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在处理这些方面问题上，眼前这篇专论可以被认为是对今日共产主义权力统治中国的方式与特性的研究，这些方式与特性可以通过他们对微妙的言语策略在逻辑上的操纵来加以证明，有时这些操纵表现得言过其实，有时则老老实实，但通常不过是简单的迷惑性词汇。
我们的计划继续有幸得到夏教授写作专论，通过从大量复杂材料中提取最本质的事实，他最终将意味深长的细节呈现为充满启示意味的图景。在看到本书付梓前，我们也要感谢Joyce Kallgren小姐巧妙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向提供有益探讨的M.Y.Ku表示感激。
李祁《中文语法使用新特征》前言[iv]
本系列此前两篇较长论文对中文语言改革和新的语法规则加以考察，下面这篇论文处理的则是那些广泛涉及修辞内容的材料中所体现的大致风格趋向。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语言改革的某些原则，以及新语法规则与概念如何在实践中被加以运用的。
出于遍及今天共产主义治下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考虑，以“人民革命”名义下发生着变革的语言中，其新语法原则和用法的发明、应用以及接受，常常反映了某种知识态度上的激进变化。在日常谈话的独特措辞和小说的遣词造句中，均透露出新的社会习俗的明显特征。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面，既体现为其饮食日用，也体现为其遣词表达。
因此，机敏而富有经验的读者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会发现一些实例，流露了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兴趣。对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足够丰富的材料可让其对现今中国散文的风格窥豹一斑。不过，由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都处在不稳定的实验性阶段，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并不轻松，可以说十分繁难。即使在看上去很明显的趋势中，仍有隐藏要素指向相反方向。至于证据，例如，在进行学术性语法分析和修辞策略研究时，可以确证大量（新的）双音节词汇和多音节词汇的出现；而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与政治运动中无数极其流行的标语口号中新的单音节词汇也兴盛一时。还有，至少在措辞上，许多被大肆吹嘘的群众口语，和与之伴生的以民族文化遗产名义而来的古典主义复兴，这一遗产被视作人民的财富。研究者必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并对其加以关注，以便多少接近不断发生变动的真实语境。材料不仅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者）还要以对旧语言学传统的良好感受力、对早些时候语言改革先例的充分了解，以及对新文学现象的敏锐洞察力，来针对这些材料做出评析。虽然在考察这些问题时，不时地难免会有主观判断和个人趣味，但是，李祁小姐以其语言方面的技巧和优势，尽力去巧妙地勉力完成诸多并不轻松的研究课题。
在对手稿的最终编辑中，我们换掉一些例子，同时对若干表达加以重新措辞。我们在（本系列）所有研究著作里，一直做着这种一般编辑工作，通常来说没有单独提及的必要。不过，在这篇稿子中我们提一提还是有些意义的，就算仅仅向读者指出本文处理了一些极能说明本质的材料和情况，借助这些材料和情况，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就会显示出其独特性。读者会更加欢迎我们这么尝试一下。
本文所引例子，即使仅用来阐明某个字的新用法时，也通常给出一个完整句子。目的在于充分展示新式句子前所未有的长度所呈现的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以及新式句子的浮夸臃肿。我们仅仅修改了李小姐做的一部分英译，读者会发现，经过精心构思，这些翻译显示了新词汇必然导致的离奇、生动或者是笨拙。假如英译看起来平淡无奇，我们强烈推荐读者仔细欣赏中文原作，我们估计他该会很感兴趣。
在我编辑本文准备付梓之时，我们的研究计划何其有幸，得到Y.M.Ku先生以顾问身份加盟研究团队。我们因此得以专享他的聪明才智、丰富的经验，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和现代思想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当这些才智、经验和知识应用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时。在他参与关于本文的讨论时贡献的出色观点中，我获益良多，我确信他的专业意见会为我们未来出版的作品增色不少。而在今后的作品里，我们会尝试对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习俗提供更多的语义学解释。我们还要感谢Joyce Kallgren夫人对本文完稿付梓再次做出的一流贡献。
[i]夏济安：《隐喻，神话，仪式与人民公社》（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代汉语研究计划”（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Project Publication）所出的第七本专题论文，出版于1961年6月。
[ii]夏济安：《“下放”运动的术语学研究》（A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是同一系列论文的第十本，发表于1963年夏。
[iii]夏济安：《术语学和语义学的症像：撤退中的人民公社》（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是同一系列论文的第十一本，发表于1964年夏。
[iv]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201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版）提及李祁亦参与到本系列的写作中。据夏志清介绍，“李祁同钱锺书年龄相仿，原都是专治英国文学的牛津留学生”。《中文语法使用新特征》（New Features of Chinese Grammatical Usage）一文发表于1962年夏，与夏济安的三篇文章属于同一系列的第九本。李祁还为本系列写作了其他至少五篇以上的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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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研究 第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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